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還沒被記者“搶到手”,已經被好幾位民營企業家“圍堵”了。
  這天上午,幾位民營企業家專程約見了賈康,“吐槽”他們在經營企業中的各種遭遇,也希望賈康能把他們關於如何進一步釋放民間資本活力的設想帶到兩會上。
  財政學家賈康不為公眾所熟知的另一個身份是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一見到賈康,就開門見山“吐槽”了。他說,灰霾污染等環境問題頻發,可巨大的治污市場卻沒有形成,背後的原因是,民間資本在進入治污領域時受到諸多制約。
  桑德集團是我國產值規模最大的環境類民營企業,在同行企業看來,他們的日子比別人過得順水順風。可說起這些年投資治污市場的經歷時,文一波怨言不少。
  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很多國家在供水、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等市政特許經營領域,引入了公私合營的模式。實踐中,政府發現,與其自己背著這些市政項目的包袱,還不如引入社會資本,發揮其運營高效的特點,最終雙方共擔利益風險。
  早在2002年前後,建設部的一系列文件中就已經明確,要推進社會資本進入市政領域思路。隨後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新老36”條,也一再放大這樣的政策導向。
  可當文一波拿著這些政策去實踐時,卻屢屢遭遇不順。
  要申請一個公私合營的市政項目,要到發改、住建、國土資源、財政、環保等多個部門審批。各部門流程不一樣,要求提供的材料也不一樣,而且整個過程中還會不斷地被推諉、拒絕,疲於奔命。文一波說,一個項目,審批或核准的流程需要大半年,既嚴重影響項目的進程,又增加了企業的成本。
  文一波和他的同行們最經常討論的話題就是,那些擋住民營資本的玻璃門、彈簧門什麼時候能夠打開。他甚至抱怨說,兩個“36條”究竟有什麼用。
  儘管一肚子的怨言,但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時,文一波還是覺得希望又來了。決定中與他有關的條文是,“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
  所以,他決定在兩會前找到賈康,把他們遭遇的壁壘和期待化解的問題通過這位副會長遞交出去。
  幾位民營企業家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政府要簡化行政審批的流程,清晰界定政府和社會資本的邊界與責權,給民營投資更多的鬆綁。
  賈康對文一波等企業家提出的公私合營市政行業也頗有研究。據他掌握的信息,其實,領導層也高度關註公私合營進入市政公用領域的模式,而且也希望進一步完善這項制度,給民間資本更多的空間。
  賈康甚至還幫助幾位民營企業家梳理,如何完善公私合營制度。在他看來,公私合營這種多方出資的模式,實際上就是現代企業制度中的股份制模式。而現代企業制度講究法制化、契約精神,以及通用的標準。這也意味著,完善的公私合營要求不論是政府,還是民間資本,都應該講究契約精神。這個建議也是企業家們之前沒想到的。
  國電清新的董事長張開元希望賈康能幫反映的問題是,在和國企的競爭中,民營企業屢戰屢敗,因為國企總是將業務“分給自家兄弟”。
  張開元說,自己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過去從來不批評國企,但近年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得越來越窄,他希望規範市場競爭。
  張開元的公司是給火電企業做脫硫處理的。近幾年來,灰霾污染接二連三來襲,其元凶PM2.5比較清晰的一個來源就是火電廠的煙氣污染。為了推進火電廠二氧化硫的減排,國家從每一度電價中提取1.5分補貼給火電廠,用於沖抵企業脫硫產生的成本。
  以前發電企業都沒有治理的積極性,很多把治污的任務轉包給像張開元這樣的第三方治理公司,但自從有了這每度電1.5分的補貼後,五大電力集團的旗下發電企業紛紛成立了自己的治污子公司,承接本公司的治污工程。五大集團的發電量在火電企業中幾乎占了80%,這樣一來,原有的民營治污公司幾乎沒有了生存的空間。
  除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外,張開元認為另一個值得反映的問題是,每度電1.5分的脫硫補貼,在處理的過程中,他們覺得已經夠了,但他聽說五大電力集團旗下的治理公司卻認為不夠,還要向國家申請提高補貼。不斷加碼的費用最終將傳導給消費者。
  張開元也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找到了和自己相關的內容,“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張開元既喜又憂。喜的是,他們一直在探索的第三方專業治理的模式獲得國家認可,但也擔憂這塊巨大的市場與民間資本無緣。
  賈康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民營企業家向他吐槽的這些問題,他會適時表達。他深知,那些寫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利好消息確實亟待細化。
  本報北京3月3日電  (原標題:肉都分給自家兄弟,這可不太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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