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羅坪
  讀經6年後,15歲的山東籍學生黎晉陵(化名)最終還是回歸了學校。
  坐在教室,他開始以同齡學生學習量的12倍速,從小學教材至初中教材一路惡補。同坐在教室的另外10名同窗,則在惡補如何查字典,以及補背數學乘法口訣。他們均來自深圳梧桐山“讀經村”,如今坐到了同一間教室補習,為回歸體制常規班做準備。課餘,黎晉陵有時仍會想起在深圳梧桐山的私塾生活,那裡還有在堅持讀經的同學。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在山麓梧桐村,各類私塾自2004年起在這裡聚集,因教學內容主要為誦讀四書五經,故名“讀經村”。經十年發展,私塾規模達到近30家,密集程度居全國之最。這些學堂沒有官方的明文認可,也沒有被勒令取締。非議聲中,有人轉身離去,也有人仍在堅持。
  私塾堂主:最初開一家火一家
  傍晚7時,深圳梧桐山下,張中和創辦的得謙學堂臨近放學,童聲喧嘩。
  一位男孩走到張中和跟前,“告狀”某同學說了“地獄”二字。張中和將孩子拉到跟前,輕輕地吻了他額頭,湊近其耳,親昵地勸誡:“這是他的不對。老師講過,不要說這樣不好的詞語,聖人是不喜歡的。”男孩點點頭,轉身練習毛筆書法去了。
  對孩子們而言,找堂主張中和評判是非,成了一種習慣。讀經、賞畫、練琴、習字——放學再由陪讀的父母接回,這是得謙學堂學生普通的一天,類似張中和這樣的學堂或私塾,在梧桐山有數十家。身為畫師的張中和,在梧桐山是最早的私塾創辦者之一。
  張中和還記得,2004年時,梧桐山下的村子(坑背村、大芬村)還是一片山野田園風光,不像如今文化館、藝術苑、國學班眾多,外來人口聚集。就在當年,他和中學老師出身的蔡孟曹,分別辦起的“蒙正學堂”和“梧桐書院”,成為讀經村的開端。
  蒙正學堂,取自易經“蒙以養正,聖功也”。張中和最早開創私塾後,改名得謙學堂,此後熱愛國學的人開始匯聚於梧桐山下,花費幾千元租下一棟農民房,掛上學堂的匾額,開起自己的私塾。經十年發展,至2014年梧桐山下彙集了近30家私塾。
  最初是深圳私人體育教練的凌龍,因緣際會結識張中和,後被其聘到得謙學堂當讀經老師。如今凌龍自己也開設了自己的私塾——凌龍學館,取意“莊子凌雲,飛龍在天”。在他的記憶中,2006年至2007年私塾在梧桐山幾乎是以每月一家的速度增長著。
  “開始房租並不貴,最早幾千元資金就可以開一間私塾,開一家火一家。”凌龍說,許多憧憬國學的家長在這裡找到了教育孩子的理想場所。推動兒童讀經的代表人物——臺灣學者王財貴,打動了很多家長和老師,梧桐山村私塾的堂主有四五人都是其弟子。凌龍跟著張中和辦學後,最後決定自己也開一家。
  “我們要培養的,是經天緯地之才,像聖賢一樣有獨立人格,有擔當精神。”辦學十年,張中和並不諱言,他的初衷從未改變。讓他頗感不安的是,“一些輿論預設立場,放大了個別問題,引導公眾誤讀讀經行為”。張中和自稱他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轉學學生:識字滯後但才藝不凡
  作為剛剛離開梧桐山的“局內人”,黎晉陵坦承六年的讀經經歷,並沒有讓自己獲益多少。他的長處是能熟記四書五經的若干篇章,但一旦長久不溫習,背誦的篇章也就慢慢忘記。
  黎晉陵稱,走上折騰的讀經路,只因他不願違背母親的意願。孟母三遷的故事讓他懂得,母親的意願和出發點都是好的。最終選擇從讀經村轉走,同樣是其母親的決定。
  如今坐在教室,黎晉陵和班上的10名同窗一起為回歸體制全力補課。相對於同齡學生,12倍速、6倍速、2倍速,從9歲到16歲的孩子,班主任為他們制定了不一樣的“惡補”計劃。對於年齡最小、讀經4年的一名學生,教師發現他在識字、拼音、數學運算方面,嚴重滯後於同齡人。稍可安慰的是,這些讀經孩子才藝不凡,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近年趨勢:“問題學生”前去陶冶性情
  面對四書五經,先背誦下來重要,還是在先識字、理解重要,其爭議尤為激烈。一些帶著孩子離開私塾的家長,正是因為對孩子識字能力的失望,轉身離去。
  在梧桐山絕大多數私塾創辦者看來,相對於識字,能背誦下來最為重要。堂主們秉承的一致觀念是:一個孩子,在13歲以前是記憶黃金時期,他們要利用這寶貴的時間把經典誦讀、背誦在心。隨著年齡的增長,待理解力增加,自然會“世事通達”,明白修身齊家之道。
  “外界不能因為一些讀經孩子最後不認識字,就否定讀經,很多人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讀經,是一葉障目。”早前是公辦學校教師,後來自己創辦了梧桐書院的蔡孟曹有著自己的判斷。他認為能否識字或識字多少,並不是衡量讀經效果的唯一標準,“有這樣的讀經學生(不識字),但只是少部分,尤其出現在一些被送來‘糾偏’的孩子身上”。
  “糾偏”的孩子,即在體制內學校被認為是“問題學生”,父母欲轉到讀經學校陶冶性情,逆轉厭學的傾向。蔡孟曹表示,這類“問題學生”的比例近年來的確在逐漸加大。家長們送來的初衷,是希望用中國古籍經典來“治病”。
  一些家長認為,在梧桐山這個偏僻的村落中,孩子們的生活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活動也被限制在私塾中,村裡沒有燈紅酒綠的消遣場所,甚至找家小店都要走很久。這讓家長們感覺很放心。
  “但這是急病亂投醫,並沒找到病竈。”蔡孟曹與張中和皆稱,如今他們接收學生,設置了嚴格的門檻:必須信任其教學理念、對國學或儒家經典抱有熱情、非單親家庭。
  區教育局:系非法辦學望申請資質
  除了滿腔熱情,私塾堂主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租房辦學,是否合法?回憶起這十年,既沒有得到官方的明文認可,也沒有被勒令取締,張中和承認私塾的身份一直尷尬,不過他又顯得非常自信:“我們只安心想教書,難道有錯?法律規定了國家和家長有義務為適齡孩子提供教育,但沒規定提供何種教育和在哪個地方接受教育。”
  深圳羅湖區教育局相關負責人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十年來,教育局從未收到過私塾堂主們的辦學申請,按照現行教育法規,只能定性為“非法辦學”。“我們並沒有去強制取締它,主要得有舉報,但得由當地街道辦執法大隊去執行(取締)。另一方面其實我們鼓勵他們以類似培訓機構的名義來申請辦學資質和備案。”該教育局方面稱。
  記者體驗
  13歲背20萬字中文經典巨額學費遠超公辦學校
  10月中旬,羊城晚報記者在深圳梧桐山體驗了兩所學校的教學方式。鹿鳴學堂和蒙正學堂(現名得謙學堂),分別是讀經村規模最大和最早的兩家私塾。如今都已經發展成為寄宿制的讀經學堂,堂主負責傳授心法,外聘老師負責具體教學。
  讀經村房屋密集,類似於城中村,但甚為乾凈整潔。游走在小巷中,這個只有2.1平方公里的山麓自然村,流水潺潺,植被蔥鬱,大大小小30多家讀經學堂、私塾散落在村裡的一幢幢民房之中。每天清早,孩童們稚嫩的讀書聲,會順戶飄出來響徹小巷。
  村內的私塾大多採取學費議價制度,根據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和家長商議學費,每年學費在4.5萬元至10萬元之間,遠遠超過公辦學校的學費。
  鹿鳴學堂目前有80多個學生,鼎盛時期有超過120個孩子,20多個老師。“對老師的學歷沒有門檻,我們主要看他是否有國學情懷,以及奉獻精神。”鹿鳴學堂一名老師稱。讀經老師這個群體,教練、文員、畫師都有,他們大都學歷不一、專業各異,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能在私塾授課的唯一要求就是熱愛中國傳統文化。
  鹿鳴學堂在校負責人趙凱是來自四川的一名公務員,接觸到國學後他從四川瀘州辭職,赴深圳加入到私塾。趙凱介紹,所有老師在加盟私塾後,要經過為期三個月的讀經教育培訓階段,由堂主孟丹梅傳授心法,然後這些老師再去帶班教學。老師的教學方式主要以領讀四書五經為主。
  入讀鹿鳴學堂的學生,私塾會對他們進行分班,年齡跨度為2至3歲。教學內容上主要誦讀四書五經,此外還要誦讀莎士比亞的英文原著,或者重覆學習英文電影,這些都由專門聘請的英文老師負責。按照考核標準,背完10萬字的英文經典和20萬字的中文經典,讀經的學生即可送到更高層次的書院上學。何時完成這兩個考核指標?私塾的定位為13歲左右。
  對於離開了私塾的黎晉陵和他讀經的同伴而言,他們沒有完成這個考核任務,因沒有天天溫習,如今也記不起多少古文經典了。黎晉陵反觀過去,覺得轉身離去並不後悔。
  對話
  全球讀經推廣人王財貴:
  “家長對教育有各自的追求”
  羊城晚報:作為全球讀經運動的推廣人,深圳讀經村乃至全國很多私塾創辦人都是你的追隨者,“讀經教育”的核心內容和理念是什麼?
  王財貴:說到理念,我們就是想給孩子提供一種合乎人性的教育,什麼是合乎人性的?我認為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不是任何人可以規定的,是因為它蘊藏了天地之心、修齊之道、治平之方、文學之美,所以雖然歷經了數千年,仍有它的傳承價值。我認為兒童讀經是合乎人性、合乎教育理念的。兒童滿13歲以前是記憶最好的時候,能充分利用這個記憶的黃金時期把經典背誦在心,將來定會開發他們的人性和智慧,成為一個具有中華民族靈魂的有德有才的人。
  我要特別指出一點:讀經固然不是“一切”,但讀經在我看來可以作為一種基礎的教育,一個孩子讀幾年經,可以為一切學習打下基礎。
  羊城晚報:像深圳這樣的讀經私塾或書院,據統計大陸有近3000家。有輿論認為提倡讀經是復古,根本沒有必要,你怎麼看?民間讀經教育將來會發展成什麼樣?
  王財貴:讀經私塾是不是有那麼多家,我存疑。目前我所倡導的讀經私塾,其教學內容與方法,雖然不全然是復古,但確實有點像是古代的私塾。有些人總是喜歡貼標簽,覺得一說到復古就是落伍、有害。西方近代化的轉折點是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就是復古,是復古希腊古羅馬的“古”。西方人復古你就稱贊,中國人復古你就譏笑?
  凡是古代的就反對,這樣一竿子打翻,是不公平的。讓讀經教育“重歸體制”,讓所有的孩子多多少少都能讀到一些經典,是我的最高理想。在現代化的社會裡,私塾,不管如何提倡,總是少數人的事,家長們是想好了,比較過了,才讓孩子參加的,輿論不必太緊張。
  羊城晚報:深圳讀經村已發展十年,你如何評價讀經教育,這會是一場讀經運動嗎?
  王財貴:“讀經運動”——運動兩個字不能隨便喊。當然,我也不是想做一個什麼運動。我只是認為讀經在教育的理論上是教育的本然,在民族的傳統上是民族的責任。它是個理性的回歸,不是個驅趕民眾的運動。不過,讀經教育,不是國家體制,不是世界潮流,所以選擇讀經,完全是很個別的,別看深圳讀經村似乎很興盛,其實,以人口的比例,全國讀經的孩子不到萬分之一。
  現在倒有所謂“國學熱”,似乎很火,其實都是新聞效應而已。實際上你去學校里看,有多少人在教國學?縱使有許多學校推展《弟子規》,它跟讀經類似,對學生對社會已經有相當好的影響,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讀經。
  羊城晚報:採訪中看到目前確實有部分學生,選擇離開私塾回歸體制教育。回到體制他們面臨著識字、其他常識教育等問題,也正在補課。有輿論認為這是讀經造成的惡果,你怎麼看?
  王財貴:這種看法我覺得很不公平,也很短視。應該普遍調查一下,大部分的家長還認為私塾的孩子識字量超過一般水平呢。
  至於“常識”問題,更不能只用體制的標準,將讀經的孩子和體制內的孩子放到一起比較。我們應該看得長遠一點,在10年之後或者20年之後,人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誰走得更遠?我們要看孩子的綜合學習能力和最終的結果。那些轉身回歸體制的讀經兒童,剛開始換環境,肯定有一個過渡期和轉換適應期,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羊城晚報:目前的讀經私塾和學堂,例如深圳讀經村,既沒有教育部門的合法認可,也沒有被強制取締關閉,身份一直很尷尬。你認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有出路嗎?
  王財貴:得承認,這不是我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期待立法認可。法規總有法規的局限性和滯後性,但我們希望法規儘量要與時俱進,國家能不能出台涉及民間教育尤其是私塾的法規,讓私塾教育有存在的空間?
  事實上,我們並不反對義務教育,只是認為家長對於教育有各自的追求。
  羅坪  (原標題:深圳讀經村尷尬聖賢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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